民國時期的西藏（上）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朝被推翻，結束了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的帝制，建立了中華民國。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在就職宣言中強調(diào)“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則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tǒng)一”。3月，孫中山主持制定并公布了具有臨時憲法性質(zhì)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其中明文規(guī)定：“中華民國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nèi)外蒙古、西藏、青海。”而且還規(guī)定民國政府的參議院的議員，西藏也與各省、內(nèi)外蒙古一樣，選派五名代表參加，代表選派方法由地方自定。4月，袁世凱就任大總統(tǒng)，在總統(tǒng)令中宣布“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并在北京的民國中央政府中設立蒙藏事務局。這以后中華民國的憲法中一直明確記載著西藏是中國領土，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10月，十三世達賴喇嘛從印度寫信給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說“意欲維持佛教，請轉呈妥商”，袁世凱即下令恢復他的達賴喇嘛名號，復封為“誠順贊化西天大善自在佛”，并派人前往印度冊封，因英印阻攔而未果。

英帝國主義者在辛亥革命發(fā)生后立即利用西藏的混亂形勢，進行挑撥離間；英印總督明托趕到大吉嶺和達賴喇嘛商談，向達賴喇嘛提供武器和經(jīng)費，并提出由達賴喇嘛派其親信達桑占東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組織起上萬民兵，圍攻在拉薩、日喀則、江孜等地的川軍，同時下令全藏僧俗，不準與漢人新政府來往，斷絕給川軍和漢人官員的糧草供應。1912年夏天四川和云南兩省曾發(fā)兵援救在藏川軍，已經(jīng)打到江達地方，由于英國出面干涉，向袁世凱施加壓力，袁世凱命令四川、云南停止進兵。在藏的川軍在辛亥革命后內(nèi)部已經(jīng)分為幾派，爭斗不止，加上孤立無援，逐步陷入彈盡糧絕的絕境。后來，由尼泊爾駐拉薩的代表出面作調(diào)解人，鐘穎等人和達賴喇嘛派來的倫欽強欽巴談判達成?；疝k法，川軍將槍支彈藥交出，由尼泊爾和英國的官員負責安全，從江孜、亞東經(jīng)印度由海路返回內(nèi)地。到1912年12月底，聯(lián)豫、鐘穎等官員和在藏的川軍等全部離開了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在1912年12月中旬回到拉薩，立即懲辦在戰(zhàn)斗中支持過駐藏大臣和川軍的第穆活佛的丹吉林寺的僧人，還有一些哲蚌寺的僧人和貴族也因支持過川軍受到懲罰。他還提升在反對川軍戰(zhàn)斗中有功的人員，把達桑占東封為扎薩，繼承被殺的親漢派擦絨噶他的貴族地位。他又召集西藏地方頭人代表開會，征求對西藏今后應采取的方針的意見，結果仍有很多人特別是下層的僧俗群眾不贊成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斷絕聯(lián)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軍隊就在工市江達以東地區(qū)，這又使達賴喇嘛受到種種制約，在與中央的關系上處在徘徊猶豫的狀態(tài)中，不敢下決心去實行完全脫離中國的“西藏獨立”。

英國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極力推動的“西藏獨立”停頓下來，又以阻撓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直接接觸和不承認民國政府、不提供貸款等手段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策劃召開“三方談判”。在民國政府同意出席會議后，英國即在1913年夏天派其駐錫金專員柏爾先行進藏，與西藏所派的代表他欽夏扎會商達三個月之久，要夏扎盡量收集“材料”，準備對付中央代表的辦法。即使是這樣，英國還是擔心西藏的代表在見到中央代表后會產(chǎn)生動搖，又設法限制西藏代表在印度時的活動，不讓他們與中央代表有任何接觸，以便他們從中操縱，謀取私利。1913年10月13日所謂的中英藏三方會議在印度的西姆拉召開，會議一開始，英國就唆使倫欽夏扎提出“西藏獨立，西藏不能承認1906年的中英條約”、“西藏的范圍包括昆侖山與安定塔以南的新疆部分，青海全部，甘肅與四川的西部、打箭爐及云南西北部的阿墩子”、“華官華兵不準入藏，華商入藏須領有西藏政府發(fā)給之護照”等無理要求。在中央代表據(jù)理駁斥并提出“訂明西藏為中國領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國可派駐藏長官駐拉薩”等條件后，英國代表麥克馬洪和顧問柏爾竟然以支持和幫助西藏反對中國、取得“獨立”為誘餌，哄騙和逼迫倫欽夏扎進行私下交易，在麥克馬洪所劃的印度和西藏分界的地圖上畫押，制造了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將一直屬于中國西藏管轄的九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劃給英屬印度。這筆骯臟的交易英國方面多年不敢公開，幾十年后才悄悄塞進英國出版的地圖中，而倫欽夏扎也不敢正式報告十三世達賴喇嘛，西藏方面也沒有批準過這一非法的領土交易。在玩弄了這一套陰謀之后，英國代表又以調(diào)解人的面目出現(xiàn)，在會議上提出了一個所謂的“折中方案”，把整個藏族地區(qū)劃分為內(nèi)、外藏，外藏包括阿里、衛(wèi)藏和大部分康區(qū)，其余藏區(qū)為內(nèi)藏，中國在內(nèi)藏享有若干主權，外藏實行自治，中國只有名義上的“宗主權”。在英國代表的恫嚇、威脅下，1914年4月，中國代表陳貽范在說明只是草簽需中國政府批準才能正式簽字后，在草約上劃了押；但是全國各界民眾強烈反對這一草約，袁世凱政府也不敢批準這一條約，中國代表沒有在條約的正式文本上簽字，并聲明中國絕不承認這一條約。拖到當年7月時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在歐洲爆發(fā)，英國無力東顧，西姆拉會議宣布無限期休會，英帝國主義的陰謀以破產(chǎn)告終。由于這一原因，所謂的西姆拉條約雖然有英國和西藏代表的簽字，但是沒有任何法律效力。就是英國政府也沒有正式公布過這一條約，只是到20多年以后，1938年才在英印政府的“外務大臣”編纂的一本英印政府的條約集中將“西姆拉條約”悄悄塞進去，而“麥克馬洪線”的地圖也仍然不敢收入，直到1960年才由印度在地圖冊中收入，可見英印政府本身對這個非法的條約和地圖也是理虧心虛的。

英國的侵略陰謀在西姆拉會議上遭到失敗后，英國又唆使西藏地方當局擴充軍備，向西藏提供新式武器裝備，并在江孜設立軍官訓練學校，幫助藏軍培訓軍官。在英帝國主義分子和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操縱下，在抗英戰(zhàn)爭中曾英勇反抗英國侵略的藏軍蛻變?yōu)橛⒌蹏髁x和分裂勢力服務的武裝。1917年和1920年、1922年，藏軍幾次向駐守康區(qū)的川軍發(fā)動大規(guī)模進攻，占領了康區(qū)大部分地區(qū)，直到金沙江以東的德格、甘孜等地。1931年藏軍又向青海玉樹地區(qū)發(fā)動進攻，被青海軍隊打敗，四川軍隊也發(fā)動反攻，藏軍退回到金沙江以西，1932年雙方簽訂停戰(zhàn)協(xié)議，以金沙江為界停戰(zhàn)，等候中央與西藏當局談判解決。西藏分裂勢力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發(fā)動的連年戰(zhàn)爭，雖然將其占領區(qū)向東推進了幾百公里，卻給西藏人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西藏當局新增差稅，征兵征糧，使得人民生活日益貧困。1920年帝國主義分子柏爾到拉薩，鼓動十三世達賴喇嘛把藏軍擴充到15000人，并成立警察局，聘請英國教官訓練警察，這些加重人民負擔的措施激起僧俗大眾的強烈不滿，當時盛傳三大寺僧人要打死英國人柏爾，達賴喇嘛派兵鎮(zhèn)壓，引起藏軍和哲蚌寺的沖突，柏爾不得不離開拉薩。1923年因為增派差稅問題，噶廈和扎什倫布寺方面發(fā)生矛盾，格魯派的重要領袖九世班禪被迫逃離西藏，經(jīng)青海、甘肅到北京，這些都充分說明分裂勢力以武力實行“西藏獨立”的戰(zhàn)爭，在西藏也不得人心。

九世班禪額爾德尼⋅曲結尼瑪像

九世班禪填南京與國民政府官員戴傳賢會見會合影

九世班禪在內(nèi)地講經(jīng)說法

盡管英國利用辛亥革命后西藏的混亂局勢用盡一切手段策動“西藏獨立”，歷史形成的西藏和祖國的血肉聯(lián)系誰也無法割斷。1919年甘肅省按中央指示派專員朱繡等入藏會見十三世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表示“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tǒng)從速特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內(nèi)向，同謀五族幸福。至西姆拉會議草案，亦可修改”。1921年他又派親信堪布貢覺仲尼等人到北京雍和宮任職。1929年國民黨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九世班禪在南京設立了辦事處。十三世達賴喇嘛即派貢覺仲尼等到南京，將達賴喇嘛的信交給國民政府，表示希望恢復與中央的聯(lián)系。國民政府派貢覺仲尼帶蔣介石的親筆信進藏，并就西藏和中央的關系問題征詢達賴喇嘛的意見。1930年貢覺仲尼帶著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復信返回南京，達賴喇嘛加派貢覺仲尼為西藏駐京總代表，1931年設立了達賴喇嘛駐京辦事處，成為西藏地方與中央聯(lián)系的正式機構。當年，國民政府在南京召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約法，邀請西藏派代表參加會議。在代表名額問題上，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雙方又發(fā)生了爭執(zhí)，達賴喇嘛方面要求西藏代表全由達賴喇嘛派出，班禪方面要求平均分配，經(jīng)蒙藏委員會調(diào)解，達賴喇嘛方面以貢覺仲尼等六人為代表，楚臣尼瑪?shù)热藶榱邢?，班排方面以洛桑楚臣等四人為代表，邵章等五人為列席代表出席了會議。九世班禪也到南京參加了國民會議，還在南京新亞細亞學會第三次會員大會上作了題為《西藏是中國的領土》的重要演講，不僅以歷史事實肯定西藏是中國的領土，而且希望西藏地方早日恢復對中央的正常的隸屬關系，中國境內(nèi)的各民族團結起來，共同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7月，國民政府冊封九世班禪為“護國宣化廣慧大師”，并頒給玉冊玉印。1932年12月，國民政府邀請九世班禪再次到南京，正式任命他為”西陲宣化使”，商討西藏事務和班禪返藏問題。1933年4月，九世班禪派安欽活佛等到拉薩會見達賴喇嘛，達賴喇嘛表示歡迎班禪返藏，并答應班禪返藏后將其原來的轄地交還，但是此事還未實行，十三世達賴喇嘛于1933年藏歷10月30日在拉薩病逝。西藏地方政府按照歷史慣例打電報向國民政府報告，并通知九世班禪。國民政府發(fā)布了追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為“護國宏化普慈圓覺大師”的命令，并在南京舉行追悼大會。九世班禪從內(nèi)蒙古到南京參加了達賴喇嘛的追悼大會，并擔任國民政府委員職務。接著九世班禪返回內(nèi)蒙古，經(jīng)阿拉善等地到青海塔爾寺，籌劃返藏。

國民政府冊封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玉冊

國民政府特派專使黃慕松赴藏致祭十三世達賴圓寂

就在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不久，西藏統(tǒng)治集團中即發(fā)生了變動，三大寺代表和僧俗官員會議罷免了擦絨達桑占東的噶倫職務、龍廈的藏軍總司令的職務，逮捕了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親信貢培拉，使親英勢力受到了一次打擊。會議還依照清代的制度，決定由熱振活佛堅白益喜丹真堅贊（1910—1947）擔任攝政，由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親屬朗敦貢噶旺秋任司倫（總管政務的首席噶倫）。國民政府批準熱振擔任攝政，并派遣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為專使經(jīng)過康區(qū)到拉薩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并與西藏地方政府商談雙方恢復關系的事宜，他還代表國民政府授予熱振活佛“輔國普化禪師”的名號。當黃慕松離藏時，取得西藏當局同意，留下部分隨行人員在拉薩，以專使行署名義作為中央與西藏地方聯(lián)絡的機構。英國看到西藏地方和中央的關系有改善的趨勢，驚恐不安，派人到拉薩要求在拉薩設立辦事機關，也得到西藏當局的同意，噶廈還給英國辦事處的職員饒農(nóng)巴都（又名羅布頓珠，錫金人）以扎薩名義，使他可以參加各種慶典活動，監(jiān)視噶廈和國民政府在拉薩的人員之間的往來。

國民政府封十三世達賴為“護國宣化普慈圓覺大師”的玉印

國民政府就認定青海兒童拉木登珠為十三世達賴轉世靈童事發(fā)布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