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藏族巨商以商抗日 維護祖國統(tǒng)一

作家馬麗華在“走過西藏作品系列”中，對邦達倉的歷史往事有過生動描述。邦達倉，指的是以邦達陽佩、邦達熱嘎、邦達多吉三兄弟為代表的邦達家族。從民國初年到20世紀50年代末，邦達倉是云、貴、川、藏著名的商號，聲名遠揚印度、緬甸、尼泊爾、不丹等國家。

在馬麗華的筆下，形容西藏現(xiàn)代史上赫赫有名的邦達倉為“腳踏商、政兩界，不僅是首屈一指的巨商豪富，也曾在政壇上呼風喚雨，尤其邦達三兄弟堪稱亂世梟雄，在西藏、在康區(qū)的現(xiàn)代史上寫下了轟轟烈烈的一筆。”

馬麗華何出此言？縱覽三兄弟中邦達多吉的人生，足以見得這絕非虛言。

邦達家族原籍在察雅，生意做到芒康就在邦達鄉(xiāng)置房買地、定居下來，但生意已擴展到康定、拉薩和印度。舊時邦達家族田畝、牧場廣大，田農眾多，凡租佃土地者，收成一半上交邦達倉。邦達倉開支很大，要養(yǎng)活500名士兵。不過生意也做得大，且獨家代理西藏羊毛和貴重藥材出口，分號和商業(yè)活動遍及北京、上海、南京、重慶、西寧、成都、香港、印度加爾各答、噶倫堡等地。

圖為藏族巨商邦達多吉與家人合影。（翻拍自《西藏昌都——歷史•傳統(tǒng)•現(xiàn)代》）

圖為邦達倉故居，位于芒康縣交呷古秀邦達村。攝影：王娜。

邦達三兄弟中最有名的便是邦達多吉（又譯“邦達多杰”），20世紀30、40年代的邦達多吉有著一系列非凡經歷和表現(xiàn)：既接受過蔣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諾那活佛手下的軍事部長，又接受過四川軍閥劉文輝委任的川康邊防軍騎兵大隊長職務；既攻打過川軍，也襲擊過藏軍。

1936年紅軍北上抗日，行軍至甘孜時，邦達多吉正好在德格南區(qū)呷衣頭人羅松彭措家。賀龍之師經邦達多吉手下工布次仁和尼瑪江村遞給邦達多吉一封信，進行了統(tǒng)戰(zhàn)工作。日寇雖未打進康區(qū)，但邦達多吉積極參與其中的康藏商界支援抗日戰(zhàn)爭的貢獻與事跡，依然令后人敬仰。

“七•七事變”后，日本對中國抗戰(zhàn)后方實行戰(zhàn)略封鎖，切斷海路運輸線，致使大西南商品、物資非常匱乏。邦達陽佩和邦達多吉策劃并開辟了印度經西藏直通四川、云南，且完全依靠騾馬運輸?shù)年懧愤\輸國際交通線。

邦達倉還加強了印度加爾各答和噶倫堡的商業(yè)機構，以拉薩為轉發(fā)中心，先后在玉樹、昌都、芒康、甘孜、巴塘、義敦、理塘、雅安、成都、重慶、昆明、麗江、中甸等地設立固定和流動商號及轉運站。從印度購進大批商品、如棉紗、染料、藥品（材）、皮革、毛料、布匹、香煙、卷煙備紙以及麝香、蟲草、克什米爾紅花和貝母等，從噶倫堡直發(fā)康定和麗江后轉至成都、昆明等地。

邦達倉自備騾馬2000余頭，馱運費相當高，其中要翻越雀兒山、二郎山等大山，千里迢迢、忍饑受餓、途中常遇盜匪侵擾，克服種種艱難險阻，前后支援抗戰(zhàn)物資達1.5億美元。

1942年，在愛國力量支持下，邦達倉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同年7月，在理塘設邦達倉臨時總號，動員藏族商人不惜一切代價支援西南大后方。

1949年，邦達多吉以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康定軍管會副主任的身份，應邀去北京參加開國大典。馬麗華在著述中稱，北京之行影響了邦達多吉的后半生。邦達多吉在開國大典上，目睹了大檢閱所顯示的新中國的強大；去重慶兵工廠參觀生產武器彈藥的流水線，新中國堅不可摧的印象令他印象深刻。在祖國各地考察期間，邦達多吉以商人兼政治家的眼光和頭腦，敏銳地捕捉到了什么是大勢所趨。參觀到南京時，聽說昌都解放了；參觀到漢口時，聽說西藏解放了。

1950年，邦達多吉積極協(xié)助解放軍進軍西藏，并任昌都地區(qū)人民解放委員會副主任，走向了自己人生的又一新起點。

20世紀50年代中后期，川、甘、滇、青發(fā)生武裝叛亂，當康區(qū)的武裝叛亂槍聲響起，在昌都的邦達多吉通過芒康的軍用電話，向邦達倉的管家格桑扎西發(fā)布命令：不得參與叛亂，所有武器一律送交芒康，連一個彈殼也不準留下。邦達倉用了30匹馬馱運槍支彈藥，一大群人每人背三五支槍，浩浩蕩蕩向縣城出發(fā)。邦達家族及其管轄地區(qū)的確無人參叛。

在邦達多吉的一生中，他既是一位富甲一方的藏族巨商，也是一位權勢顯赫而具有遠見的官員，既參與了抗日救國，也維護了祖國統(tǒng)一，可謂西藏近現(xiàn)代史上的愛國典范。（中國西藏網綜合/李元梅）